如果我們回顧過去 25 年來影響全球經濟格局變遷的強大推動力, 包括能源結構的變化、 全球產業(yè)的重新布局、 兩大金融危機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引致的全球經濟衰退, 沒有比中國的經濟騰飛更具持久的代表性, 而且中國在全球經濟此消彼長的過程中扮演了耀眼的角色。

置于歷史演進的視角之下, 一個集權統(tǒng)治兩千年的封建制帝國一直傲視天下, 自 18 世紀逐步走向沒落, 到 19 世紀中葉在西方列強的威逼之下被迫門戶開放。 過去 40 多年來中國洶涌澎湃的經濟發(fā)展速度是其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也是令全世界始料未及的。當依靠出口和引進外資的對外開放趨于成熟的時候, 以對外投資為主導的 “ 走出去” 戰(zhàn)略是其經濟向更廣闊的國際市場有機擴張的必然結果。 不過, 對于一個相對缺乏國際商業(yè)經驗但可為確定的戰(zhàn)略目標調動大量資源的大國來說, 可能會產生高度不確定性。但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講, 它可能會從根本上打破現(xiàn)有國際地緣政治和經濟結構的均衡, 就像早期的一個轉折點改變了曾經橫貫歐洲的皇室關系網絡一樣。 盡管中國再三強調在意識形態(tài)、 政治經濟制度、 先進技術和資源供應等各個方面做到自主可控, 但隨著與其他國家相互依賴性的增強, 中國自身也會在國際關系的波瀾涌動中做出適應性的調整。 至于中國將如何調整, 以及世界將如何因中國而改變, 仍有許多值得深刻思考之處，下面就是我在自己的新書《全球經濟的顛覆性變革》提到的幾點思考：

1.路徑依賴的魔咒。 昔日的成功是助長路徑依賴的興奮劑, 中文里 “ 刻舟求劍” 的故事揭示了其中一個深刻的道理。 世易時移, 過去行之有效的方法未必適用于當前或未來, 或者至少會使收益加速遞減。 比如, 單獨劃定一塊地方建立經濟特區(qū)或者經濟開發(fā)區(qū), 只要賦予其某種優(yōu)惠政策或自由裁量權, 便可坐等一座全新的城市蒸蒸日上。 或者, 撤換一位貪污腐敗的高管, 就能等待國有企業(yè)扭虧為盈。 殊不知, 這種局部試驗或微創(chuàng)療傷的模式已經難以創(chuàng)造奇跡了。 中國依靠強大的政府自上而下放松管制釋放出了人民壓抑已久的致富激情, 并以開放國門的政策吸引了大筆的外國投資, 而如今的系統(tǒng)性創(chuàng)新和面向全球的直接投資又對中國提出了新的課題。 網絡理論告訴我們, 全球化意味著去中心化, 任何一個軸心或樞紐都難以控制網絡結點的互動過程、 節(jié)奏及其結果, 中國政府關于 “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的判斷反映了決策層對這一現(xiàn)象的認識。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 政府將在何種程度上調整角色, 以在國內培育可持續(xù)發(fā)展能力, 并在錯綜復雜的國際舞臺上發(fā)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2.中等收入陷阱。 一些樂觀的經濟學家相信中國的經濟增長勢不可當, 因為中國還蘊含著巨大的增長潛力有待發(fā)掘, 而且能夠順利進入高水平和高質量的發(fā)展模式。 而另一些悲觀的經濟學家則認為, 中等收入陷阱是發(fā)展中國家難以逾越的障礙, 中國亦不例外。 他們并不否認中國仍然保有巨大的增長潛力, 但面對技術升級、 產業(yè)轉型和環(huán)境保護的三重壓力, 加之人口紅利的銳減, 中國的經濟增速必然放緩。

3.對市場主體的差別待遇。 中國往往根據(jù)所有制形式對不同企業(yè)給予不同的政策待遇, 而不是根據(jù)它們對國民經濟的貢獻考慮。 政府一邊敦促國有企業(yè)推行現(xiàn)代化的公司治理, 一邊又期望它們成為宏觀政策的調控工具, 并擔當公共產品的提供者, 因而一些國有企業(yè)在一些行業(yè)具有種壟斷性的市場地位。 在深化國企改革中, 少數(shù)關系國家安全、 政府必須掌控的領域由國有企業(yè)經營, 大多數(shù)國有企業(yè)按照市場運行機制經營。 民營企業(yè)一般在國民經濟中發(fā)揮拾遺補闕的輔助作用。 同時, 在貸款、 稅收、 研發(fā)投入等方面, 不同市場主體也有不同待遇, 這都是中國進入改革深水區(qū)后要面對并解決的問題。

4.中西方能否殊途同歸。 有人認為, 中國的制度和文化最終將在發(fā)展的進程中與西方自由主義趨于融合。 從之前和現(xiàn)在的趨勢來看, 西方世界沒有什么可擔心的, 其全球的領導地位并沒有受到撼動, 可以繼續(xù)在全世界傳播其市場自由的經濟模式和個人自由的文化價值觀。 為應對來自中國的競爭, 堅信自由市場的西方經濟體也開始加強政府對產業(yè)政策的干預和貿易保護。 這種觀點認為, 既然中國不會改變, 那么美國就必須變得更像中國, 自行調整本國的產業(yè)政策, 由政府來協(xié)調各個部門的投資, 并通過政府補貼巨額的研發(fā)費用來維持其技術領先優(yōu)勢。 這一政策導向與 20 世紀末對抗日本公司的手法如出一轍。 中美雙方因差異而競爭, 又因競爭而采取了趨同的政策, 從而得出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悖論。 這種現(xiàn)象似乎應驗了 《易經》 中的一句名言: 天下同歸而殊途, 一致而百慮。

5.全球經濟網絡基于中國因素的裂變。 作為一個巨型的經濟體, 中國正在西方難以認同的軌道上加速前進。 越來越多的新興經濟體愿意效仿中國的成功經驗, 因為它們認為中國的發(fā)展模式要比西方模式更加實用。 不僅如此, 發(fā)達國家雖然因共同的政治理念而結盟, 但它們各自均有著不同的利益訴求。 也正是因為它們的民主體制, 面對國內受益于中國經濟的企業(yè)主和消費者, 政治家必須回應這些選民的呼聲, 因此只好對中國不受歡迎的意識形態(tài)輿論采取某種妥協(xié)政策。 依靠國內強大的制造能力和消費能力, 并通過與歐洲、 非洲、 拉丁美洲和亞洲國家開發(fā)眾多合作項目, 中國無疑成為全球經濟網絡的核心樞紐, 因此也具備了以經濟手段服務于地緣政治目標的能力。 照此趨勢, 全球經濟結構必將迎來一次新的裂變。

6.新冷戰(zhàn)為期不遠。 美國政府認為中美兩種不同制度不能共存, 并將中國視為一個正在崛起的西方自由主義的對手、 一個修正主義的大國和一個另類全球秩序的旗手。 美國白宮貿易和制造業(yè)政策辦公室發(fā)布了一份關于中國經濟侵略的白皮書, 斷言 “ 中國的行為、 政策和做法……不僅威脅到美國經濟, 而且威脅到全球整個創(chuàng)新體系” ( OTMP, 2018), 據(jù)此要求立即解決這個長期存在的問題。 令他們感到不安的, 并不在于中國模式的可行性, 而在于無論其成功與否, 都可能對西方經濟利益造成威脅。 隨著經濟的增長, 中國可能會通過改變資本主義賴以維持繁榮的成本收益模式, 重塑未來全球創(chuàng)新的格局。

7.中國超越西方世界。 如果能夠做到 “ 有為的政府” 和 “ 有效的市場” 恰如其分地雙管齊下, 中國必將在可預見的未來超越西方。 憑借高度整合的決策結構及其慣常的靈活性, 中國能夠比西方國家更有效地調動國內和國際兩種資源、 利用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

8.變化在混沌中增進彈性。 如本書第三章結尾所述, 復雜系統(tǒng)是通過變化收斂于局部而不是全局的最優(yōu)解, 并通過變化產生韌性。 由不同經濟主體形成的中國經濟結構, 在一定情況下, 可以為世界經濟提供應對衰退和增加整體產能的有益指導, 也可以為應對全球氣候變暖、 經濟低迷等共同問題提供多樣性的解決方案。

9.互聯(lián)性造就了一個多重反饋的世界, 沒有一個參與者可以置身事外。 技術霸權的競爭才剛剛開始, 這可能會以任何領導層都意想不到的方式改變東西方的關系以及各自的發(fā)展動力, 并將持續(xù)釋放新的不可預測性。 對于全球性創(chuàng)新, 中國渴望從一個中心位置走出一條從追趕到超越直至引領的道路, 將國有企業(yè)培養(yǎng)成為創(chuàng)新領先和稱雄國際市場的排頭兵, 但這種投資也需要在私營企業(yè)適時跟進并最終發(fā)揮主體作用的情況下方可持續(xù)。 科學技術合作可以激勵參與各方遵守一套統(tǒng)一的國際規(guī)則, 促進更負責任、 更透明和更低成本的操作實踐。 而如今, 劍拔弩張的技術競爭會引發(fā)西方國家以自身高昂的代價對中國采取更加嚴厲的反制措施, 雙輸?shù)木置嬖诙唐趦仍谒y免, 而更長期的危害在于, 全球范圍內的技術進步將因破壞性的資源消耗而大為減緩。

10.中國共產黨的韌性。 以蘇聯(lián)為主的社會主義陣營已經分崩離析, 共產黨執(zhí)政的國家數(shù)目也急劇萎縮, 而唯獨中國, 不僅維持了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體制, 而且在經濟發(fā)展的軌道上創(chuàng)造了欣欣向榮的局面, 這無疑是現(xiàn)代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項奇跡。 中國共產黨黨員人數(shù)從 100 年前 50 多名, 一路壯大到今天總數(shù)為 9514. 8 萬名的龐大隊伍, 并建立了 486. 4 萬個基層組織, 其旺盛的生機與活力可見一斑。 這當然要歸功于其嚴密的組織體系和不斷優(yōu)化的結構, 而最根本的是, 它能夠審時度勢, 保持與時俱進, 其民主程度、 實際作為和積極貢獻遠遠超出了西方的刻板印象。 他們當中絕大多數(shù)不是西方人想象中的政客, 而是遍布經濟、 社會和文化等各個領域的專家和實干家; 他們當中的官員也是通過實際業(yè)績一步步晉升到高位的, 而不是像西方社會依靠財團支持的日趨娛樂化的選舉過程產生的。 西方媒體僅關注到中國少數(shù)黨員干部的腐敗事件, 而對絕大多數(shù)在各自崗位上無私奉獻的個體不感興趣。 他們可能對何為共產主義以及何時實現(xiàn)共產主義有不同的理解, 但他們普遍承載著儒家仁義禮智信的理念, 一方面富有追求自我實現(xiàn)的熱情, 另一方面對組織紀律具有高度的服從性和執(zhí)行力。 因此, 西方政治家應該明白, 沒有任何一股力量能夠瓦解或取代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 除非它自己選擇自暴自棄。

值得注意的是, 當中國和美國在貿易規(guī)則上角力時, 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 東方或西方是否有足夠的影響力對分散的全球經濟競爭進行自上而下的控制? 中國已經躋身全球網絡軸心的行列, 但任何軸心并不能控制世界的變化, 全球經濟的復雜性遠遠超過任何高級管理者或機構的處理能力。 不管是中國政府、 美國的國會和總統(tǒng), 還是歐盟的理事會, 把信心建立在軸輻式或者科層式的基礎上, 試圖以高高在上的權勢控制一切乃至稱霸世界的時代, 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最后, 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 開放市場、 開明政治和經濟繁榮之間的聯(lián)系更多地依賴于歷史背景。 面對當今飽含中國元素的全球格局, 反思也好, 反制也罷,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應該捫心自問: 往者已矣, 來者猶可追乎? 而在世界的東方, 借用清代文人鄭板橋的詩句, “ 千磨萬擊還堅勁, 任爾東西南北風”, 中國正在一個充滿變數(shù)的時代將自己全力塑造成為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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